我在柳林路117号楼顶的水箱里坐了大约二十分钟。
黑暗中，只有接收器的指示灯以稳定的频率闪烁着，每一次闪烁都代表一条信息被完整写入那枚钥匙内置的存储芯片里。我听着电流声和微弱的硬盘读写声，确认设备运行稳定后，从水箱里爬出来，关好检修口的铁门，将铁丝重新拧回原位。
楼顶的风比刚才更大了，吹动衣摆发出啪啪的声响。我站在水箱旁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七分。距离我启动接收器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分钟，存储空间已经用掉了大约百分之三。
我需要决定这台接收器在这里放多久。放得越久，存储的信息越多，被发现的概率也越大。放得太短，可能漏掉关键信息。
我蹲下来，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照了一下水箱底部的缝隙。在检修口内侧的密封条边缘，我发现了一根极细的透明鱼线——一端粘在密封条内侧，另一端垂入水箱内部。我顺着鱼线往下摸，指尖触到了线末端绑着的一个微型装置——比指甲盖还小，黑色，扁平的圆片形，贴在接收器外壳的侧面。
一枚监听器。
有人在我之前来过这里，把这枚监听器粘在了接收器外壳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我——是那台接收器。只要接收器启动，他们就能通过这枚监听器听到设备运行的声音，从而确认接收器的位置和状态。
我把那枚监听器从接收器外壳上取下来，捏在指间，没有捏碎它。既然有人想知道接收器放在哪里，那就让他们以为接收器还在原地。
我没有销毁它，而是把它粘在了水箱内壁靠近顶部的一个通风口内侧——同一个水箱，不同的位置。然后我拿出沈昭留的那张纸条，用打火机点燃，看着它完全烧成灰烬，用手指把灰烬碾碎，撒在水箱底部的泥沙里。然后我爬出水箱，关好检修口，拧紧铁丝。
做完这一切，我沿着铁梯走下屋顶。
一楼店面里很暗。月光从卷帘门的缝隙中透进来，在地面上形成一道极细的亮线，像一条横亘在黑暗中的银色裂缝。我没有开灯，直接穿过店面，拉开后门，走进巷子。
巷子里没有人。远处的街道上偶尔有一辆车驶过的声音，但很快又被夜色吞没。
我走出巷口，在路灯下停了一下，掏出手机，打开录音机应用，重新听了一遍刚才在水箱里用铜线连接接收器时录下的那段设备启动音。录音里除了设备运行的正常电流声，还有一个极其微弱的、几乎无法分辨的声音——不是电流，不是机械转动，是人声。一段被压制在载波信号里的人声，被接收器无意中捕获并混入了设备运行的底噪中。
我把录音的播放速度降到最慢，用耳机听了好几遍，才勉强辨认出那句话的轮廓：“……林峰已经拿到备份了。”
我关掉录音，站在原地，握着手机，指腹贴在屏幕边缘。林峰已经拿到备份了——方远在死之前，把那份完整的监听记录复制了一份，交给了林峰。不是销毁，不是藏匿——是交给了名单上排在第一个的人。
我站在巷口的路灯下，握着手机，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把那段录音文件加密保存，删除手机上的原始文件，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现在的情况已经彻底变化了。我手里的那份记录不是唯一的一份——林峰手里也有一份。他用那份记录做了什么——保护自己，还是用来控制名单上的其他人——完全取决于他的选择。而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拿到那份备份之后，有没有用过它。
我沿着街道快步走了起来，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叶知秋报社的地址。四十分钟后，出租车在报社门口的街边停下，付了钱下车。
报社大楼里大部分的窗户都是暗的，只有五楼东侧的一扇窗户还亮着灯——叶知秋的工位。我走进大楼，乘电梯上到五楼，敲了敲那扇半掩的门。
“进来。”叶知秋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带着熬夜后特有的沙哑感。
我推门走进去。她坐在工位前，面前的桌面上摊着一堆打印出来的资料和几张手写的笔记。桌角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表面浮着一层细碎的咖啡油脂。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脸色很差。”
“林峰手里有一份备份。”
她的动作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完全凝固了，像一帧被按了暂停键的画面。
“方远死之前复制了一份完整的监听记录，交给了林峰。我刚刚确认了。”
叶知秋放下手里的笔，靠在椅背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那堆散乱的资料上，沉默了大约五秒之后开口，声音比他平时说话低了一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林峰手里有一份同样的记录，说明他随时可以用那份记录来保护自己，或者用来控制名单上的其他人。我们手里所有的筹码，都是复制件。”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钥匙，放在她桌面上——那枚从维修店拿到的、沈昭提前放在那里转交给我的钥匙。
“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