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姐递来的名单有六页。
第一页没有主演，没有出品人，也没有沈砚。页眉写着五个字：待清偿项。
财务把清单投到墙上，分三栏。第一栏是钱，第二栏是名字，第三栏是一句话——无法补偿，仅做记录。
第一栏的钱都不大，最少的四百七十元。
三年前那部黄掉的戏，场务收工时只领到一半工资；两名群演的劳务一直挂在已注销的公司账上；一名灯光组的临时工替人顶了三天班，从头到尾没拿到过钱。当年的账本随着公司注销消失，法律上追不到责任主体。
沈砚没有把这件事说成替旧东家还债。他让财务从自己第一笔投资回收款里划出专项，按当年标准加上同期银行利率核算，走第三方账户支付。附的说明只有一句：这是当年应付未付的报酬，不是补偿，更不是恩情。
核算时出现过一个细节。那名临时工的三天顶班，当年留下过一张手写签条，签条上的日期与剧组通告单对不上。财务问要不要按签条算，还是按通告单算。
沈砚让她两版都算出来，取高的那一版。
“他当时没有跟人争，不代表他记错了。”
两名群演里的一个不肯收。
他给陈姐回话，说这钱本来是找老板要的，现在从沈砚账上出来，像施舍。
陈姐没有劝。她把这笔钱改成互助会的公共法律预算，替那个人去打他手上另外一场拖欠官司。钱还是那笔钱，走的路不一样。
第二栏是名字。
《长夜》片尾，一名编剧助理的署名被写成“资料整理”。一名配音演员配了全部三十六集，名单里只有“配音组”。一名替身完成了剧中两场追车戏，演员表上是空的。
更正历史版本比付钱慢得多。有的平台能改词条，有的发行方说要走内部流程，有的干脆回“年代久远，无法追溯”。工作室把每一份申请编号、回复时间、处理结果逐条记录下来，能改的改完，改不了的封存。名单上不写谁被拒绝了，只写这一项仍在处理中。
配音演员接到电话时，先问是不是要她配合宣传。
陈姐说不是，只是改名单，改完会回传截图，不需要她转发任何东西。
那头沉默了几秒，说好。
沈砚看过全部记录后只提了一条要求：不要把这些名字做成海报。
第三栏最短，只有两个人。
一个已经离开这座城市，钱收下了，留了一句话：不用写我名字。
另一个是当年的场记，转行开网约车，三次退回转账。他的原话被抄在清单下方：不用了，你还记得就行。
沈砚在这条后面写了一个日期，下个月同一天。
“挂账不销。”他说。
晚上，营销团队提了一个方案：拍一支短片，跟拍两个人当年最难的日子，配上清偿完成的画面，结尾落在“沈砚没有忘记旧人”这句字幕上。
沈砚让他们把方案删了。
“他们不是我的素材。”
营销主管还想解释，说这样做能让更多人知道工作室的账是清的。
沈砚说，账清不清，审计报告上写着，不需要拿别人的日子当证据。
当天夜里，六页清单被扫描进内部系统，访问权限只有财务、法务和审计三方。审计由一家外部机构承接，合同中写明不得接触任何受助人的联系方式，只看金额、依据和支付凭证。公众页面只公布总额与类别，不公布任何个人金额。
陈姐问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资金付出去，观众可能永远不知道。
沈砚说：“本来也不用他们知道。”
陈姐又问，那第三栏那两个怎么办。
“每年查一次。”他说，“查不到就继续挂。”
他合上电脑前，又翻回第三栏。那一页最后一行是空白的，留给还没找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