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房东来了。赵北川也来了，夹着合同。
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头发花白，话不多。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敲了敲墙，说：“这地方，空了快一年了。”
“我知道。”我说。“我听出来了。”
“听出什么。”
“回声。”
他愣了一下，笑了：“头一个这么说的人。”
赵北川在旁边说：“他就靠这个吃饭。”
合同签了。一年，押一付三。房东把两把钥匙都交到我手里，说：“好好用。这楼有年头了，墙皮掉了不少，你要是想收拾，随便收拾。”
“我想刷墙，贴隔音棉。”我说。
“贴吧。”他说，“隔音棉是干啥的。”
“做录音棚，隔外面的声。”
他点点头：“那得贴厚点。这墙厚，原本就隔音，你再贴一层，外头炸雷都听不见。”
我送他出门。他走了两步，又回头说：“这屋以前是车间，机器声大。如今有人要在这儿录音，倒是换了听法。”
赵北川送走房东，回来跟我说：“行，从今儿起，这屋是你的了。”
他拍了拍墙：“我真服你。头一回见人租房子，先听回声的。”
“不是头一回。”我说。“成都那个棚，也是听回声定的。”
“那棚叫什么来着。”
“回声堂。”
他咂了咂嘴：“回声堂。这名儿好。这个，你得起个名儿。”
“不急。”我说。“等它长出来。”
上午，他去建材市场拉材料。隔音棉、乳胶漆、砂纸、滚筒、刷子、胶，装了一后备箱。他帮着搬进屋，看了看表，说：“我得走了，下午有个客户要看房。你自己能干吗。”
“能。”
“晚上我来检查。”他说，“干不好，扣你工钱。”
“你又不是工头。”
“我是。”他说，“这屋是我租给你的。”
他走了。屋里剩我一个人，和一堆材料。
我先把墙上的旧纸撕下来，把“第三车间”四个字连同墙皮一起铲掉。铲的时候，灰呛得我直咳嗽，窗户开着，风从院子里灌进来，把灰卷得到处都是。墙根那几捆废纸，我一捆一捆抱出去，扔进院子里的垃圾桶。
然后刷墙。
乳胶漆兑好水，我拿滚筒蘸了，从墙角开始刷。第一遍刷完，墙还是花的，深浅不一。我等它干，又刷了第二遍。两遍下来，屋里亮堂了不少，灰味也淡了。
等墙干的工夫，我坐在地上，靠着墙根歇了一会儿。屋里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忽然想起五年前，头一回进回声堂那天，棚里也是这么空，设备还没拉来，墙上糊着隔音棉的灰。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能有一间自己的棚。
现在有了。墙是我刷的，棉是我贴的。
中午没出去，啃了两个包子，喝了半瓶水。歇了一会儿，开始贴隔音棉。
隔音棉是成卷的，裁成一块一块，往墙上贴。这东西看着轻，贴起来费劲，得一块一块对齐，边角压实，胶要抹匀。我蹲着贴完底下一排，又站起来贴上面，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贴到第二面墙的时候，手掌开始发疼。
低头一看，手心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已经破了，渗着水。
我没管它。撕了块纸，垫在手里，继续贴。
贴到窗边那面墙，我停下来，对着墙拍了一下手。
声音闷闷的，像打在棉花上。
旧的回声，没有了。
我站了一会儿，又拍了一下。还是闷的。
“没了旧的，才有新的。”我对自己说。
下午四点多，门被推开了。
我回头，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个保温桶，还有一个纸袋。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扎着，额头上有点汗。
“你怎么来了。”我说。
“店关了。”她说，“来看看你的地方。”
她走进来，环顾了一圈。地上堆着材料，墙上隔音棉贴了一半，乳胶漆的桶放在墙角。我站在梯子上，手里还拿着胶带，浑身上下都是灰和白点子。
她没说话，把保温桶放在窗台上，打开。一个是汤，一个是饭，还冒着热气。纸袋里是两个烧饼。
“先吃饭。”她说。
“手脏。”我说。
“洗洗。”她说，“院子里有水管。”
我下去，在水管那儿洗了手。洗的时候，看见掌心那两个泡，破了那个，又红又疼。我甩了甩手，回去坐下，吃饭。
她坐在我旁边，看了一眼我的手，说：“手伸出来。”
我伸出手。她低头看了一会儿，说：“磨出泡了。”
“贴隔音棉磨的。”我说。
“疼不疼。”
“还行。破了那个有点疼。”
她没接话。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创可贴，撕开，小心地贴在那两个泡上。动作很轻。
“你随身带着这个。”我说。
“嗯。书店里裁纸，容易划手。”
她贴好，把我的手翻过来看了看，说：“像回事。”
我说：“什么像回事。”
她说：“这屋子。像回事。”
我低头吃饭。汤是她炖的，骨头汤，白萝卜炖得烂。我喝了两口，说：“好喝。”
“以后天天给你送。”她说。
“不用。你开店。”
“店下午就没什么人了。”她说，“正好来看看。”
她站起来，走到贴好的那面墙前，伸手摸了摸隔音棉。她说：“你一个人贴的。”
“嗯。”
“手都磨成这样了，还贴。”
“它跟录音有关。糊弄不得。”
她没说话，站在窗边往外看。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院子里的柿子树上，还挂着两个柿子。
“像成都那棵吗。”她说。
“像。”我说。
“那棵树底下，有个场子。”她说，“你唱了一个夏天。”
“你记得。”
“你跟我说过。”她说，“老陈的账，记到第九行。”
我放下碗，看着她。她说：“北京这棵，底下没有场子。可这屋里，会有琴声。”
天快黑的时候，她说要回去了。我送她到巷口。路灯刚亮，她的影子拖在地上，长长的。
“明天还来。”她说。
“来。”
“我给你带饭。”她说，“你别老啃包子。”
“好。”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对了。今早我拉琴了。第三句，接上了。”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她。
“第四句呢。”我说。
“还空着。”她说，“跟四拍一样。等着。”
她走了。我站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秋天的风从背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一点柿子熟透的甜味。
回到屋里，我站在贴好的那面墙前，又拍了一下手。声音还是闷的，可闷得踏实。像一间屋子，终于合上了门，等着有人进来唱歌。
九点多，赵北川来了。他推门进来，看见贴了一半的墙，说：“行啊，干得挺快。”
他转了一圈，伸手摸了摸隔音棉：“这玩意儿，管用吗。”
“你试试。”我说。
他退到门口，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声音闷在屋里，像含着一层棉。
他愣了愣，说：“得。真管用。”
他拍了拍我肩膀，说：“明天我帮你问问设备的事。我有个朋友，倒腾二手调音台，成色还行，价钱好商量。”
“行。”我说。
“挂牌子的时候说一声。”他说，“我给你送点东西来。”
他走了。屋里又剩我一个人。我掏出手机，给王哥打了个电话。
“王哥。”我说，“我在北京租了个地方，做录音。往后有活儿，往这儿打。”
王哥在电话那头笑了：“行啊。那我记个号。”
“记吧。”我说。“这屋子的回声，比成都那个还好。”
“那敢情好。”他说，“回头我去北京，正好看看。”
挂了电话，我把灯关了。月光从窗户外头照进来，落在那面没贴完的隔音棉上，白白的，像一层霜。
这两天，把剩下的墙贴完。再往后，挂牌子，进设备，接活儿。
日子，慢慢过。
歌，慢慢写。
晾衣绳的第二句，也慢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