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明也留了下来。
他的轿子还在寺门口等着，但他让师爷去吩咐轿夫把轿子停到后院去，自己今晚也不走了。
住持让人又收拾了一间客房出来，赵德明和师爷各住一间。
晚饭还是素斋，众人简单吃了几口，林砚秋便回了客房。
他刚坐下来没多久，门口有人敲了敲门。
林砚秋开了门，赵德明站在门外，换了一身便服，手里端着一壶茶。
“林大人还没歇着？”赵德明站在门口问了一句。
林砚秋侧身让开门口：“赵大人请进。”
赵德明走进来，把茶壶放在桌上，自己先坐了下来，倒了两杯茶。
他端起一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开口说：“林大人，本官今晚来，是有些话想跟您说。您别嫌我多事。”
林砚秋在他对面坐下来：“赵大人请说。”
赵德明端着茶杯在手里转了一圈，想了一下才开口：“林大人是头一回出仕吧？”
林砚秋点了点头。
赵德明说：“那本官就倚老卖老几句。林大人学问上的本事，本官今天已经领教过了，那是真本事，本官佩服得很。可这做官，跟做学问是两码事。学问做得好，官未必做得好；官做得好的，学问未必有多深。”
他说着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林大人翰林院修撰的身份，再加上工部钟尚书点名借调，这起点已经比绝大多数人一辈子能走到的位置都高了。可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官场上的水，比科举考场深多了。”
林砚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开口问了一句：“赵大人，我在长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想不太明白。”
赵德明看着他：“你说。”林砚秋说：“我在工部的时候，去过都水司、屯田司、户部、漕运总督衙门，每个地方都跑了一遍，把沿河各段的旧档翻了一遍。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事明明有规矩，底下的人偏偏不照规矩办。
你问他们，他们能说出一大堆理由，什么人手不够、物料不足、上面催得紧，每一个理由听起来都合理。可把这些理由凑在一起看，就是一件事也办不成。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我看到的个别现象，还是官场上的常态？”
赵德明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搁在桌面上，开口说：“林大人问得好。你看到的不是个别现象，是官场上的常态。我给你讲一个我在西南做知县时的事。”
他靠在椅背上，声音不急不缓，“我在那个县做了三年，刚去的时候，县里有一桩旧案积了五年没结。
两家人为了一块地争了五年，每任知县都断过，每任知县断完都有人上告。我翻了一遍卷宗，发现那块地其实有清楚的界碑，地契上写得明明白白。
我就把两家叫来，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界碑。
你猜怎么着？
一家说界碑是另一家偷偷挪过的，另一家说是前任知县断过这案子判给了他们。
我把前任知县的判词翻出来看了一遍，发现前任知县判给了第一家。可第一家拿到了地，第二家还在上告。
为什么？
因为第二家不服，他上告到府衙，府衙说维持原判，他又上告到按察司，按察司说发回重审，重审完了判给第二家，第一家又开始上告。
就这么来回翻了五次，地谁也没种上，两家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林砚秋听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赵德明又说：“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有时候解决问题不难，难的是让所有人都接受解决的结果。
你判得再公道，只要有一方不服，他就能一级一级往上告，告到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所以做官的第一条，不是断案有多公道，是你能不能把两头都按住。”
林砚秋问：“那怎么才能把两头都按住？”
赵德明想了想：“有时候靠讲理，有时候靠脸面，有时候靠上面的人打个招呼。你得知道谁跟谁有关系，谁的话谁肯听，谁的面子谁不敢不给。
这些东西，书里不写，科考也不考，可你得学。你不学，在衙门里就寸步难行。”
林砚秋端着茶杯想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问题：“赵大人，我在工部的时候，看到有些司官做事，明明章程上写得很清楚该他办的，他偏要拖着，拖到最后上峰催了才办。你说他怕什么？”
赵德明笑了一下：“他怕的不是事，是人。他拖着不办，就是在看风向。看谁先动，看谁先表态，看最后这事成了谁得利、出了问题谁担责。
你要是催他，他就说‘这事我得请示上峰’，把球踢上去。你要是不催，他就一直拖着，拖到你自己没脾气。
这种人，每个衙门里都有，你绕不开他们。
对付他们的法子，就是让他知道这事是你盯着的，出了问题你担着，让他没有借口拖。可你也不能盯得太紧，盯得太紧了他就跟你对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