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走到十九秒时，沈砚按了暂停。
他没有直接选“是”。他先给赵律师打了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到工作室，带上一份可以做数据分类的说明模板。
系统提示：解除后记录将不可恢复，逾期未处理的数据会随绑定一起清空。
“那就先别解。”他说。
第二天上午，三个人在会议室坐了四个小时，把系统留存的记录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他自己的：每一次被骂、每一次冲上热搜的情绪记录，他自己骂过人，也在深夜删过没发出去的长文。这些归他个人，备份后加密。
第二类是别人的隐私：那些年里涉及的当事人姓名、账号、聊天记录和未公开的材料清单。这一类不进任何备份盘，由赵律师逐项比对，属于未结案件的部分移交对应的法律程序，其余的按当事人授权情况处理。
处理第二类时，有一条格外麻烦：一名已经退圈的演员，当年和系统无关，只是名字被写在一张废弃名单上。赵律师建议直接删，不留痕。沈砚让陈姐先找到人，把事情说清楚，再等对方回复。那名演员回了两个字：删掉。
第三类最难。一些材料涉及已经结案但当事人不愿再被提起的事，还有一些是系统基于公开信息推断出来的判断，看起来像证据，其实不是。
赵律师问怎么处理。
“删。”沈砚说，“推断不能当证据留给任何人，包括我。”
分类做了三天。最后保留下来的是一个很小的文件，只有九页。
里面全是他做错过的判断：一次太早公开材料，差点让当事人被网暴；一次在采访里把话说死，第二天只能道歉；一次在会上打断别人，用意见压人；一次在片场急了，把一个新人的错误当众指出来。
陈姐问为什么留这个。
他说：“我不能只留对自己有利的记录。”
个人记录被存进一块不联网的硬盘，锁在工作室保险柜里，钥匙两把，另一把在赵律师手上。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只有在需要向当事人说明某件事的时候，才打开它。
解除绑定在第四天凌晨完成。
没有声音，没有闪烁。耳边的那个位置忽然空下来，像是一个长期开着空调的房间忽然断电，安静得有点陌生。
他坐着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来。从那天起，他需要自己决定每一件事，包括今晚要不要发那条声明、明天的会要不要开、一个演员到底能不能演。
早上七点半，他给陈姐发消息，问下周路演的排期要不要调整。陈姐回：这三年来你的决定，没有一次是问过它才做的。
他还是不习惯。开会时他会短暂停一下，等一个已经不在的声音。下午定新人名单，他划掉一个名字，又写回去，最后说再试一次，当场试。那次试镜演到一半，机位灯闪了一下，没人提醒他，他自己看见了，让灯光组停机。
中午，他跟宋砚秋在剪辑室说了一件事。他说自己有些判断来得太快，快到不像长在他身上的东西。
宋砚秋正在贴一条画面，没有回头。
“来得快不要紧。”她说，“要紧的是你每次都拿它去挡别人还是挡自己。”
沈砚没接话。
那天下午，系统最后一行文字出现，只有一句：【绑定已解除。此后你的热度由别人给，不由我算。】
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深夜回工作室，走廊柜里那座奖杯还在。他没有拿起来，只看了一眼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