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留白计划的第二部电影开机。
总成本三千七百万，一半来自上一部影片的回收，一半来自新的观众预售。演员表里没有顶流，三个主要角色是新人，最大的二十六岁，最小的十七岁。
开机仪式取消了。沈砚说仪式费够多拍两天戏。宋砚秋第一次不在导演椅上——她这次做监制，导演是一位跟了她六年的副导演。
开拍前一周，工作室收到一封来信，是一个高二学生写的。她说看完《聚光灯下》之后，把自己三年前被没收的录音笔要了回来。信里没有一句夸奖，只问：下一部什么时候上。
按流程，来信先进公开信箱档案，不直接转给沈砚。三天后，他自己在档案里看到了。
第一场戏在新搭的旧厂房里拍。开拍前，沈砚搬了一把椅子，从布景区拖到场记台旁边，坐下。有人认出他，想让他坐中间。
“我坐这儿看得到监视器。”他说。
那天上午有一条不过。新人演员第十七次走进门，手还是抖的。副导演想喊停，沈砚没让。
最后一条过了。因为那个抖没有停，人也把台词说完了。
旧账清单的第三栏还是两个人。名单上挂账的那个场记，去年回了一次消息，说自己现在在另一个城市开小店，钱不要，让沈砚别每年发一次通知。
陈姐照旧发了。附带一句话：可以不收，我们照发。
第一栏那笔曾经被退回三次的群演劳务，后来变成了一场官司。互助会的律师替他打到底，判决书下来时，被告公司已经注销，钱只追回一小部份。那个人拿到钱的那天，自己给互助会发了两个字：谢谢。
互助会那天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件片酬纠纷，全程没有叫沈砚，也没人提他的名字。双方坐同一张桌子，吵了四十分钟，最后签了一份分期支付确认书。会后，那个被拖欠了四个月工资的场务送来一面锦旗，被工作人员退了回去，理由是经费紧，不用做锦旗。
反黑组改了名字，改叫事实核验组。老陈不在群里公布任何人的购买记录了。上个月他们处理过一条传言，说新人男主演是被某公司塞进来的关系户，核验组把试镜录像的时间码和三名评委的签字说明交到平台，传言当天消失，没有人庆祝。
媒体线上采访时，有人问：
“现在行业里都说你是规则制定者，你自己怎么看？”
沈砚说：“规则不是一个晚上定的，也不是一个人定的。我们做的事只有一件，把几张桌子搬到光下，让别人来核。”
记者追问，那你是什么。
“演员。”他说，“这部电影里我演一个老师，出现二十分钟。”
采访结束时，林知夏的巡演收官场刚结束。她打来电话，说新剧本看过了，问这次的女性角色有没有被写成工具。
“没有。”他说，“她做决定比男主早。”
“那什么时候开机。”
“秋天。”
她沉默了一下，说：“下次别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一个。”
电话挂断。他其实没写过最后一个，片尾名单上没有名字，只有岗位。这句话她大概是想提醒他别把该有的位置也让出去。
下午四点，第二场戏布置灯位。沈砚站在灯架下抬头看，光还没调好，影子落在墙上，半个厂房被照出来。
副导演跑过来问：“沈老师，可以开机了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监视器，又看了一眼片场里那些正在对位置的新人。
没有提示音，没有数字，没有标签。
“开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