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的春天，风都是热的。
延中实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批下来那天，上海下了场小雨。炜杰站在董事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永安百货楼顶上那面旗，桌上摊着上市辅导的材料，厚得像两块砖。
股份制改造、资产评估、财务审计、辅导验收——上市这道门，有四道坎，每一道都要扒一层皮。
陆则明把材料理得整整齐齐，忽然想起什么：“炜哥，下午还有一档子事。省日报社来了个记者，说要做延中的深度调查，点名要见你。”
“记者？”炜杰翻材料的手没停，“哪方面的？”
“工业口。听说是个硬茬，去年写过一篇粮站亏空的调查，捅到省里，撸了三个人。”陆则明把名片递过来，“姓夏，夏瑾。”
名片很素，白纸黑字：省城日报社 记者 夏瑾。
“见。”炜杰说，“安排在厂里，别安排在这儿。她要调查，就让她看真的延中——车间、食堂、财务科，随便看。”
“账本呢？”
“给她看。”
陆则明一愣：“全给？”
“全给。”炜杰笑了笑，“则明，记着，记者这个行当，你给她七分，她疑你三分，你给她十分，她自己会替你数出十二分来。”
——
下午两点，夏瑾到了。
二十六岁，齐耳短发，藏青色的外套，背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采访包，进门第一句话：“炜董，我这个人写东西，先挑毛病后说话，您多担待。”
“夏记者客气。”炜杰给她倒了杯水，“毛病随便挑。厂里今天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不陪你，你自己转。”
夏瑾显然没料到这个开场，顿了一下：“一般厂长都全程陪着。”
“陪出来的，是参观。”炜杰说，“你自己转的，才是调查。”
她看了他两秒钟，从采访包里掏出笔记本，转身就进了车间。
这一转，就是三天。
第一天，车间。她蹲在粗炼车间的萃取槽边上看了半个钟头，问张胖子：“你们这行，最怕什么？”张胖子说：“怕乳化。”她就真的记：乳化。
第二天，食堂。她盯着墙上贴的月度账目明细，一行一行地看，看到伙食费那一栏，忽然问打饭的大师傅：“这上面的数，和锅里对得上吗？”大师傅把勺子一抡：“闺女，你自己看锅！”她真的探身看了锅。
第三天，财务科。陆则明把三年的账搬出来，她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九点，中间就啃了个馒头。
第四天早上，她出现在炜杰的办公室，把采访包往桌上一放，眼睛里带着熬夜的红血丝，开口第一句话：
“炜董，你们的账，干净得不正常。”
“不正常？”炜杰挑眉。
“我跑工业口五年，查过十几家企业。”夏瑾盯着他，“每家的账，都有一本糊涂处——招待费、福利费、小金库，多多少少。你们延中，三年的账，一笔糊涂的都没有。炜董，这不合常理。”
“所以你的结论是？”
“我的结论是，”她把笔记本摊开，“要么，你们是假干净，还有一本账我没见着；要么——”
“要么什么？”
“要么，这个厂的当家人，是个怪人。”
炜杰笑了。他拉开抽屉，从最底下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圆了，线缝的边。
“夏记者，你说的那本账，在这儿。”他说，“这不是延中的账，是我爸的。三十年司机的报销底单，一分一厘，全在里头。延中的记账规矩，是从这个信封里长出来的。”
“你要写延中，得先写写这个。”
夏瑾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里头的底单，一张一张地看。看了十几张，她抬起头，眼神变了。
“你爸，现在哪儿？”
“县城，化肥厂。”炜杰说，“设备顾问，红袖箍，义务劳动。”
“我要去县城。”夏瑾把底单装好，站起来，“这篇报道，我改写父子俩。”
“随便。”炜杰也站起来，送她到门口，忽然补了一句，“夏记者，我提醒你一句。”
“什么？”
“我爸那个人，最烦记者。”炜杰说，“前年有个县广播站的来采访他，问他有啥感想，他让人家回去把感想两个字写清楚了再来。”
夏瑾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这是她进厂四天，头一回笑。
“那我更不能空手去了。”她背起采访包，“炜董，等我回来，稿子给你过目——只核事实，不改观点。”
“成交。”
——
夏瑾在县城待了五天。
没人知道她这五天怎么过的。她跟着炜守拙跑了三天车间，看了他耳朵上夹烟，看了他拿筷子头蘸着两滴油炒土豆丝，看了他把每一张报销底单抚平、对齐、缝线。
第五天傍晚，她坐在炜家小院的板凳上，听老爷子讲那个七月十四的晚上——儿子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说爸，明天别出车。
老爷子讲得很平淡，讲到烟袋锅的时候，停了很久。
夏瑾的笔，在笔记本上悬了半天，一个字没写，眼圈红了。
回上海的火车上，她开始写稿。写了一段，撕了，再写，又撕。写到第三遍，她忽然明白了该怎么开头。
那篇报道，一个星期后登在省报第二版，整整一个版，标题是——
《把账记在明处》。
开头第一句：
“上海有一家公司，记账的规矩，是从一个司机的牛皮纸信封里长出来的。”
报道见报那天，延中的上市辅导验收材料，正好送进主管部门。
而炜杰不知道的是，夏瑾交完稿，又去见了一个人——市纪委的周正衡。她那篇粮站调查的老关系。
她要查的另一件事，刚刚开始：有人在向上市审核部门递延中的“黑材料”，而材料的封皮上，印着一家香港公司的徽记。
商敬亭倒了，可他的楼里，还有没散的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