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九年（1655），孤立无援的李定国自广东新会战役惨败后，无奈率主力退守广西，以南宁、柳州为核心休整兵马，经营两广抗清防线。
此后其部又在广西广东战场接连失利，多地据点被清军收复，不得不连续退守，处境愈发举步维艰。
彼时坐镇贵州的孙可望非但不予支援，反而处处掣肘，两部麾下多有交火摩擦。
而永历君臣长期被孙可望软禁于安龙，受尽欺凌，朝臣吴贞毓等人冒死草拟血书密诏，恳请广西西宁王李定国、重庆东平侯陆安入黔护驾，永历亲自盖章，遣太监秘密奔赴重庆、广西求援。
密诏送出后，便被孙可望很快侦破，震怒之下孙可望在安龙大肆清算，大肆诛杀永历朝臣，与永历政权彻底撕破脸面。
广西方面，在得知安龙朝臣惨死、孙可望已有废帝自立的图谋，李定国痛心不已，担心西营再度成为弑君反贼，于是决意舍弃两广基业，北上救驾。
得知此事后，孙可望遣使斥责李定国、将其定性为心怀异志，同时派兵扼守黔桂边境隘口，试图阻断其进军路线。
而李定国麾下将领也因此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担忧弃桂西征会白费数年战功，还会引发内战、让清军坐收渔利。
而另一部分更是建议直接北上，与重庆夔东荆州方面军共同夹击湖广，接受重庆领导，不要再管永历。
但经过全盘权衡，尽管被多数人认为是愚忠，但李定国仍还是确立此战略。
他认为永历帝是此时抗清的名义上天子，且也是他们西营一开始确认拥护的天子，不可始乱终弃。
而且相较于偏居一隅、屡遭清军冲击的广西，云南地势险要、土司众多、物产充足，且云南负责人刘文秀与自己交好，更适合作为朝廷存续的根基。
为此，李定国果断放弃在两广继续苟延残喘，仅留少量老弱兵马和地方土司武装驻守广西据点拖延清军，亲率三万精锐主力，于永历十年正月从南宁秘密出兵，走偏僻山道潜行入黔。
沿途多数守将感念李定国忠义、不满孙可望跋扈，大多主动放行，李定国部一路顺利推进。
二月，李定国兵临安龙，迫走孙可望的监视守军，顺利觐见永历帝。
为规避追兵、稳固朝廷根基，他并未滞留安龙，而是即刻护送帝后、宗室与文武百官全员西进，奔赴云南。
沿途州县、土司纷纷归附支援，孙可望的追兵也被后卫部队层层阻击，始终未能追上。
永历九年，二月下旬。
李定国成功护送永历君臣抵达昆明，被孙可望安置于昆明的刘文秀率部出城迎接，整修王府为皇宫、恢复朝廷礼制，云南正式成为云贵新的核心根据地。
永历下诏封赏，晋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军政大权彻底转移至二人手中，孙可望的权威被完全架空。
但此次战略调动也造成了致命损失，明军主力撤离后，广西防御空虚，清军顺势大举南下，柳州、南宁等重镇接连失守，李定国苦心经营的广西根据地彻底沦陷，残明丧失南方出海口，战略回旋空间大幅缩减。
同时，此次事件彻底激化孙、李矛盾，二人自此开始在云南、贵州重兵对峙、互相攻讦。
孙可望更开始筹备军队，拉拢西营人心，内战准备不断积蓄，将一触即发。
……
永历十年，四月底。
重庆的春天来得比江南晚些，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江风褪去了冬日的凛冽，裹着两岸新翻的泥土腥气和初绽的柑橘花香，从朝天门码头一路灌进城里的大小街巷。
这是重庆在战火中迎来的第五个春天，重庆府衙前那条正街上，天还没亮就热闹起来了。菜贩子挑着担子从南岸过江而来，担子里的青菜沾着露水，绿得能掐出水来。
豆腐坊的伙计端着一板板刚压好的嫩豆腐沿街叫卖，杂货铺的老板娘正指挥伙计把新到的布匹卸下来，布匹是从湖广走水路运来的，颜色鲜亮，比川东土布好看得多。
街角的茶馆已经坐满了人，几个老汉一人捧着一碗盖碗茶，茶是本地山里的粗茶，但他们喝得津津有味，因为今天不用下地，春粮已是收完了，玉米和红薯也种下去了，难得歇几天。
去年十月份，陆安从湖广带回了近四万百姓和劳改俘虏，加上陆续下山的本地流民，重庆人口从六万涨到了近十一万有余。
这半年来，陆安和贺道宁、顾炎武一直忙活着安定这数万新人口，陆安还要额外牵头在军工局、重庆造船厂几头跑，忙得不亦乐乎。
如今新百姓陆续安居，也到了这春收春种时期，虽然开荒的土地春收的收获都不算高，但至少大家眼里都看到了收获，而且地里有了出产，也不用重庆府衙再给他们垫底每日口粮。
刚开始来的新移民是被安置在城外的临时窝棚里，重庆府衙的粮仓一天要放出数百石口粮，贺道宁急得天天带着几个书吏算账，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
如今终于开春了，新垦的荒地上，冬小麦收了第一茬。产量不算高，上等田收了不到两百斤，坡地只有一百出头，比起老农们侍弄了多年的熟田差远了。
但没有人在意。当第一批新麦磨成的面粉蒸成馍馍端上桌的时候，那些从湖广一路逃难过来的百姓，心才落下。
从重庆城往外走，沿着长江往北，过佛图关再往北，眼前便豁然开朗。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古称芸薹）开得正盛，黄灿灿的一片从山脚铺到山腰。
坡地上，随处可见新开的梯田一层一层地叠上去，田埂被修得整整齐齐，埂上插着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玉米，四月下种，行距一步半”。
这些木牌是顾炎武让各区域农事督导统一插的，这些梯田里已经冒出了嫩绿的玉米苗。